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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童”李釗 年齡最小的隱蔽戰線親歷者
來源:北京青年報 2019/09/10 10: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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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今年85歲高齡的李釗,被認為是隱蔽戰線年齡最小的親歷者,他的父親李得釗為雨花臺烈士之一,中央特科早期成員。母親周惠年的經歷則更為傳奇,她被陳云稱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在危急時刻掩護了周恩來,參與了中央特科一系列鋤奸活動。他母親曾三次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其中一次,出生僅僅20天的李釗也隨之一起入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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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年(左)和張越霞在特科工作期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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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釗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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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釗家中掛著父親的照片

手記“這個就是我父親李得釗。”剛一坐下,李釗就指著客廳中央掛著的一幅黑白照片對我說,電視柜的拐角處則放著他母親周惠年笑意盈盈站著的一張照片。面前的李釗豎條短袖襯衫,小細格短褲,外扎腰,聲音洪亮,侃侃而談。任誰也看不出,他今年已經85歲高齡。他說,身體這么棒可能跟他一周三次打高爾夫球有關。順著他的手指看過去,柜子上擺著不少獎杯,上面寫著諸如“一桿進洞”“凈桿第一名”。李釗告訴我,他可能是唯一一個擠地鐵打高爾夫球的人,“5路換15號地鐵,出來后再蹬幾分鐘的自行車。這樣挺好,來回路上也鍛煉身體了。”

我們交談了將近四個小時,大部分時間是我在靜靜聽。老人家思路清晰,偶爾想不起來一兩個人名,懊惱半天,特別可愛。在聽他講到獄中肚臍高高凸起的時候,我沒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淚。

對于他的父母,我從心底敬仰。

今年85歲高齡的李釗,被認為是隱蔽戰線年齡最小的親歷者,他的父親李得釗為雨花臺烈士之一,中央特科早期成員。母親周惠年的經歷則更為傳奇,她被陳云稱為“我黨保衛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在危急時刻掩護了周恩來,參與了中央特科一系列鋤奸活動。他母親曾三次被國民黨特務抓捕入獄,其中一次,出生僅僅20天的李釗也隨之一起入獄。

采訪中,記者很坦誠地告訴他,雖然自己以前做過不少隱蔽戰線的報道,但如果不是經人介紹,可能永遠也不知道李得釗這個名字。李釗聽罷坦然一笑,說:“這太正常了,隱蔽戰線本來就有無數個無名英雄,我父親犧牲得早,能留下名字已經算幸運了。”

上海灘的夫妻檔特工,那時候拼的就是勇氣

李釗的母親周惠年第一次到上海的時候,剛剛年滿18歲,繁華的大都市處處讓她感到新奇。然而,她時刻不敢忘記,自己的使命是什么。1911年,周惠年出生在河南信陽,15歲那年,她剪了短發,開始在學校和工廠參加革命活動。一次罷工后,她貼傳單時被敵人發現,連夜出逃,在同志的幫助下,周惠年來到了上海,那是1929年的初秋。

周惠年調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的第一站是到中共地下交通負責人吳德峰家中當“傭人”。李釗說,母親曾跟他說起,當時生活很艱苦,組織上給她的生活費是每月一塊多銀元。冬天沒有棉衣,常常凍得瑟瑟發抖。直到有一天吳德峰夫婦看見,才了解了她的窘境,給她補助了10塊大洋,做了棉衣。母親聽說附近有一家絲襪廠正在招工,月薪30塊大洋,想一邊當傭人一邊做工,貼補家用。當她興沖沖地向組織匯報時,卻被吳德峰嚴肅地否決了。吳德峰告訴她:組織上交給你的工作是看機關,如果你去工廠了,來機關聯系的人員就可能吃閉門羹,就會誤了大事。

1931年4月27日,周惠年接受了一個艱巨的任務——立即到中央特科,協助“紅隊”副隊長譚忠余工作。當時,周惠年還不知道黨中央正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大災難。兩天前的4月25日,中央特科負責人、“紅隊”隊長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并且立即叛變。顧順章和譚忠余都是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他們倆是同鄉。顧順章叛變后,譚忠余堅決和他劃清界限,不久,經人介紹,周惠年嫁給了譚忠余。

“母親告訴我說,那時她經常負責為紅隊人員運送武器。因為行動時,不能大家都帶著槍。我母親那時比較年輕,她打扮成貴婦人的模樣,坐著黃包車,誰也想不到車里會藏著槍支彈藥。到了預定地點,找隱蔽的地方,紅隊人員一個個把槍拿好,再到指定的位置埋伏好。”

這無疑是一項非常危險的工作,好在周惠年幾次三番都靠智慧和經驗成功化解。一次行動,她濃妝艷抹坐在黃包車里,皮箱里面裝滿了手槍與子彈,車后則跟著一個騎自行車的男交通員當“保鏢”。黃包車剛進入南京路,周惠年發現警察特務封鎖前面路口在“抄靶子”,她不慌不忙,叫車夫拐進前面彎道另一條馬路。誰知剛剛拐進去不遠,就被一個警察叫停,怎么辦呢?這時候她突然一下子站了起來,指著警察破口大罵:“瞎了眼了,敢攔我的車,滾開!”那個年輕的警察以為今天遇到了哪位大人物的太太,只得趕緊放行。

周惠年后來回憶說:“那時候拼的就是勇氣。誰都知道,運送武器一旦被抓住就要殺頭。可害怕有什么用,要完成任務就要不怕犧牲,大不了被殺頭,我不怕,反正我的命也是撿來的。”

向忠發叛變,危難時刻周恩來住進了周惠年家

在周惠年進入特科兩個月后的6月份,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因與一個風塵女子過夜而被捕,后叛變。周恩來獲悉向忠發被捕,馬上布置營救,可是還沒來得及營救,就傳出向忠發已經叛變的消息。不管消息是真是假,此時最危險的就是周恩來。李釗告訴記者,那時,母親剛剛和譚忠余結婚,他們家是特科成員間一個新的聯絡點,連叛徒都不知道。他們跟周恩來商量說,“您住的那個地方不安全,我們派人盯著,您就先住在我們家吧。”

“那個房子不大,譚忠余和周恩來住大床,從大床底下拉出個小床,母親就睡在屋里的小床上。母親說他們兩個嘀嘀咕咕大概一個晚上都沒怎么睡,第二天起來,周恩來貼了胡子,化裝成日本人的樣子進行活動。就這樣在他們家待了兩三天,隨后到了蘇區。”李釗說。

向忠發被捕后,黨在上海的工作遭到了嚴重破壞,譚忠余被國民黨特務列入黑名單,在上海無法待下去了。1932年,組織上將譚忠余派往蘇聯學習。此時周惠年剛剛生下女兒12天,只能留在國內,接受安排和夏娘娘(趙世炎妻子夏之栩的母親,隨女兒女婿參加革命,為掩護同志多次被捕入獄,被大家親切地叫作“革命母親夏娘娘”)組成一個家庭。譚忠余臨行時依依不舍,將自己平日戴的一塊手表送給了周惠年,并對她說,“此次分別不知還能否再相見,你若能找到更好的人,有機會托人給我帶個口信就說表壞了。”

沒想到,這一語成讖。1936年,譚忠余與幾個同志從蘇聯回國,組成一支帶著武器、電臺的駱駝隊,從蒙古入境,到了陜西,其中一人在井邊喝水時露出了腰間的槍,被人發現報告給了當地的地方武裝。譚忠余被抓,誓死不屈,慘遭殺害。李釗說,譚忠余是位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后來徐海東的部隊到了那個縣城,譚忠余的人頭還懸在那里的城樓上。

出生僅20天就隨母親被關進監獄,在獄中見了父親唯一一面

李釗說,譚忠余走后再無消息,后在回歸途中犧牲了,母親繼續留在特科工作。這時,父親李得釗由于經常出入聯絡點,知道母親一個人帶著孩子,十分不易。通過介紹并經組織批準,父親和母親結婚了。李得釗曾先后任《紅旗》雜志編輯、中央特科成員,兼任上海臨時中央秘書長。

1934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賣,包括李得釗在內的中共上海臨時中央的七八個人正在開會時全部被捕。“特務抓走父親,過了兩三個鐘頭就把我母親的住處包圍了,那個時候我還在她肚子里,快生了。”李釗說,母親曾回憶起那天,說當時她聽到大門被敲得咚咚響,不是自己同志來了先敲三下門不開再敲三下的暗號,就意識到可能是父親出事了。特務直接闖上二樓,叫嚷著要抄家,最后將藏在衣柜里的一包黨的文件翻了出來。母親裝糊涂說不識字,是父親的朋友放在這里的。就這樣,母親和夏娘娘一家在租界被捕了,法官審了一個星期也沒審出來什么。黨組織這時請了律師來保母親一家,后來就把她們放出來了。

然而,在生下李釗僅僅20天后,周惠年再一次在租界被捕了,夏娘娘和兩個孩子隨著一起被租界轉交給國民黨,關進了南京軍人監獄。李釗聽母親講過,那時秦邦憲夫人張越霞和他們關在一起,有一天,張越霞拉著周惠年說:“你快看,你丈夫就在對面。”當時監獄里男監和女監是對著的,但周惠年正好眼睛犯病,她怎么也看不清對面,只能盡量讓懷里的李釗離他近一些。李釗說:“后來張越霞阿姨曾告訴我,父親看見母親抱著我,后面跟著我的姐姐,既高興又難過,你不知道他那個興奮的樣子。不過監獄很快就知道了這個情況,接著把父親轉到了別的監獄。我跟父親見面就那么一次、那么一眼。”

夏天的南京軍人監獄酷熱難忍,蚊蠅遍地,飯里面經常有老鼠屎。發飯的時候,周惠年要先喂兩個孩子,等到輪到她吃的時候,桶里已經沒有什么了,所以經常饑一頓飽一頓。李釗說,母親后來跟他說,那個時候他一天到晚哭,肚臍眼尖上都是透明的,就像塑料薄膜一樣,一張一縮,眼看就要破了。母親說很難想象他是怎么活著從監獄里出來的,好在同監獄的戰友經常關照他們,有時會分給他們一些奶粉。

李得釗被捕后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嚴刑拷打,拒絕自首招供和寫悔過書,被判15年徒刑。1936年秋,李得釗病逝在獄中,年僅31歲。新中國成立后,華東軍政委員會追認其為烈士,將他的遺像陳列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合作一致抗日,在周恩來的關照之下,周惠年、李釗和夏媽媽等人終于重見天日。那時,李釗已經3歲。

鄧穎超指著他說,他就是那個“囚童”

李釗說,母親出獄后分配到武漢長江局工作,由于帶著兩個孩子工作不方便,一時不知道怎么辦。一同出獄的陳同生說,他的四川老家只有一個母親,母親一直希望有個孫子。就這樣,陳同生通過他的老師、當時的民盟副主席楊伯凱,把李釗帶回了老家。李釗說,雖然奶奶身處偏僻的農村,但并非毫無見識,相反,奶奶一直非常看重讓他接受最好的教育。李釗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了十年,至今他仍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后,周惠年到了延安,在李克農領導下的社會部工作,經別人介紹,和毛澤東的翻譯師哲相識結婚。生活穩定后,她跟陳同生提出想把李釗接回來,這時,奶奶才知道,她撫養了十年的孩子并不是她的親孫子。之后,李釗輾轉成都、重慶紅巖村、南京《新華日報》社,等待搭乘飛機前往延安。李釗說,他是坐美國觀察組的飛機去的延安,他記得駕駛員是美國人,只有一條腿,拄著拐杖,給他印象很深。他那時就對飛機怎么能飛起來很好奇,這可能直接影響了他后來選擇從事飛機發動機行業。

到了棗園,那是李釗第一次知道母親長什么樣,在四川奶奶家,他甚至連母親的一張照片也沒有。在延安,李釗隨后進了第十八集團軍抗日軍人家屬子弟學校(抗小)學習。在棗園早晨經常可以看到朱老總和康克清在園子里散步,他們對遇見的人總是那樣和藹可親。

李釗說,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是在棗園小禮堂舉辦的史沫特萊歡迎會上,是師哲帶他去的。他看見身材魁梧的毛主席和史沫特萊坐在小圓餐桌旁交談,廖承志是翻譯。印象中當天晚上毛主席很晚才走,和大家跳了舞,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十分活躍,她和史沫特萊在舞會間歇還做了舞蹈表演,楊之華圍著史沫特萊轉著跳舞的情景他至今都記得。

1948年年末,北平解放后,李釗等人考進了當時的師大附中。師大附中就是后來的北京101中學,李釗等人是101中學的第一批學生。李釗說,周恩來總理曾來到他們學校,鄧穎超看見他說:“這就是那個囚童。”周總理告誡大家,要好好學習,將來為建設國家效力,切記不做八旗子弟。

李釗從小的玩伴伍紹祖從小學一直都是模范生、少先隊長,而那時他還懵懵懂懂,不太懂事,經常調皮搗蛋,連少先隊員都不是。高中時,有一次教導主任王冶找他談話,一席話對他觸動特別大。王冶對他說:“你應該懂事了,你和其他人不一樣。你是烈士后代,早就該繼承父親的事業,應該更早地覺悟才對啊!” 李釗仿佛一下子驚醒了,覺得這樣下去太恥辱了。此后他仿佛換了一個人,很快入了團,還當了團支部書記,學習成績也突飛猛進。

購買飛機的“報酬”,他都要求折算成航空配件

1955年,李釗中學畢業,學校要選拔一批品學兼優的學生到蘇聯留學。當時趕上周總理到東歐訪問回來,他認為留學范圍可以擴大到東歐國家。國家教育部于是在101中學選了李釗等5人,本來打算派去蘇聯,隨后改派到捷克布拉格學習。選專業的時候,李釗選擇了布魯諾的軍事工程學院航空發動機專業。

1961年,李釗回國,正好那時聶帥親自領導的0038部隊正在擴充發展,他被安排到了該部隊的一院11所,參加火箭發動機的研制。11所的所長是任新民,巧合的是,兩個人其實早有淵源。50年代末,任新民作為哈軍工的教授曾隨團出訪捷克,在布魯諾軍事工程學院訪問時,李釗曾做過他的翻譯。在11所從仿制蘇聯1059發動機(其實就是德國的V2)開始,成功后,李釗開始進行獨立的研制工作。他和同事們深入廣泛地研究英美等國火箭發動機的先進水平,并將成功經驗應用到東風3、4、5號火箭發動機渦輪泵的研制工作中。七機部成立后,李釗又被調到部直機關的科研生產局,曾先后任處局長等職,參加過多次導彈和衛星的發射任務。

80年代初,民航脫離空軍,組建民航總局。因缺乏技術干部,1985年,李釗被調到民航總局擔任副局長。當時民航面臨大發展,飛機緊缺,多是銀行貸款購買蘇聯飛機。但如此巨額的貸款,銀行不樂意,購機面臨困難。在參加英國范布羅航展和訪問美國波音公司后,他得知購買波音公司最先進的飛機不必現金購買,只要辦理租賃手續,飛機來了,一面開展客貨運輸,一面還錢就行了。就這樣,在總局的支持下,他曾先后從波音公司采購大約200架現代飛機。中介人告訴他,經他手買了這么多飛機,按照國際慣例,可以給他數目不少的錢作為報酬,但是李釗拒絕了,他說:“我是代表國家來簽這個協議的,報酬免了,把這筆錢折算成等價的航空配件吧。”經他進的成百架飛機都是這么辦的,他說,作為烈士后代,他心里始終有一道底線——給國家辦事,絕不能往自己腰包里裝錢。“我就是國家的一個公務員,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夠了。”

原標題:“囚童”李釗 年齡最小的隱蔽戰線親歷者

責編:譚瑩瑩 (如涉版權請聯系[email protected]  轉載請注明海疆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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